近日，美国政府推出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引发轩然，不仅严重冲击全球金融市场，更进一步扰乱本已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以“东南亚经济体面临重大关税冲击”为题报道称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全球供应链关键组成部分，其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。此外，从实际效果看，美国的“关税讹诈”无法实现“制造业回流”“让美国再次富有”等既定目标，反而将逐渐沦为一场“打地鼠游戏”。

　　过去两届美国政府，持续以关税为武器扰乱中美贸易，逼迫跨国企业将生产线搬离中国。短期内，确有部分企业被迫转移，但也没“回流美国”，而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落户。越南便是主要落脚点之一。这种转移虽符合企业逐利本性，却迅速推高了这些国家对美出口的顺差。统计显示，2024年，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至1000亿美元，比2017年增长了两倍。

　　讽刺的是，这波因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带来的“泼天富贵”，如今却成了美国对越南等国祭出贸易大棒的“原罪”。按照美国的“对等关税”逻辑和算法，对美贸易顺差越大，被征收的税率就越高。越南因此被课以高达46%的关税，跨国企业在越南设厂的成本优势瞬间荡然无存。即便如此，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企业，依然没有赴美建厂的打算。有企业发出了“我们该去哪儿”的灵魂之问，而谷歌供应商的一位经理更是表示：“既然全球都面临着更高的关税，不如将生产线再搬回中国。”

　　延续了三届美国政府，以“产业回流美国”为目的的关税战争，为何正演变成徒劳无功的“打地鼠游戏”？

　　在美国发动的本轮关税战中，哪怕越南等国被征收高达30%至40%的税率，但仍不及中国所承受的累计104%关税重压。为何仍有不少企业青睐中国？

　　首先，中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、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。从原材料供应到零部件制造，再到成品组装和销售，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几乎涵盖所有环节，全球无出其右。以上海特斯拉工厂为例，其零部件本土化率已达95%，形成了“螺丝钉到芯片”的自循环体系。全产业链的效率和成本优势明显。

　　其次，中国着力构建的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已见成效。商务部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4.5%，拉动GDP增长2.2个百分点。对美出口为5247亿美元，占全部出口份额的14.7%，占GDP仅有2.8%，中国对美市场依赖显著下降。极具规模效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，再加上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以及对美依存度有所降低，外企在华投资兴业面临的风险完全可控。

　　首先，在过去几十年金融资本的主导下，美国经济已形成严重的“去工业化”路径依赖。资本热衷短期高回报的金融投资，而非把钱花在回报周期长、利润薄的制造业上。这种投资文化甚至从华尔街资本蔓延到美国传统制造业企业身上。曾经享誉全球的百年制造企业波音公司近年来频陷质量与管理危机，正是金融化过度的直接恶果。企业管理层一味追求投入回报比，为了提升利润、抬高股价，不惜压缩制造程序、测试程序，削减员工，甚至还将大量业务外包给不合格的供应商。试问，若美国的制造企业都信奉这样的经营理念，美国又如何振兴制造业？

　　其次，美国工业的高成本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。数据显示，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员工时薪接近36美元（年薪约5.9万美元），是发展中国家的12—15倍，但其劳动生产率仅比发展中国家高8—10倍。这种“工资—产出比”的倒挂，使得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比中国高20%—25%。美国组装一部iPhone的成本比中国高30%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美国本土缺乏完整的工业链条，大量原材料、零部件需要从他国尤其是中国进口。针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，反而推高了这些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，使“回流美国”变得更加遥不可及。

　　事实十分清晰，美国政府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注定失败。无视国内资本结构的固有弊病与成本机制的根本制约，却举着关税大棒满世界寻找、打击“占美国便宜”的贸易伙伴，最后只能沦为一场永无止境、徒劳空耗的“打地鼠游戏”。产业发展靠的是制度环境、市场机制和配套生态，绝非关税大棒。美国若不能直面结构性问题，其“制造业复兴”梦想不过是空中楼阁。